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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当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时候，已经是损害发生以后了，国家赔偿与伤害之间是没法画等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赔偿更具有社会正义与法律公正的象征意义，而实际意义早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了。当事人也好，公众也好，情绪化地对国家赔偿要求过高，显然是一种曲解。

文章认为，要让美国改变态度，包括调整上诉机构在内的WTO改革不可或缺。尽管所有国家都赞成改革，但一涉及如何改革，就很难谈拢，达成共识的道路充满险阻。资料图片。（新华社发）（2019-12-11 11：57：00）【延伸阅读】默克尔：欧盟应从美国巨头手中夺回“数字主权”

近年来，随着司法机关错案纠正力度的加大，很多被纠正的冤错案都已经经过了国家赔偿程序。随着媒体的持续报道，国家赔偿的数额早已去神秘化。在有先例的情况下，像李锦莲这样的案子大概能赔多少，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估算。比如最近的陈满案。陈满被关押了23年，是目前所有冤错案中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个，他申请了966万元的国家赔偿，最后获得270多万元，其中包括9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还有两个极端的案例——呼格案和聂树斌案。两个案件的当事人都已经死亡，呼格案国家赔偿一共是205万多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是100万元。聂树斌案国家赔偿一共是268万元，其中精神损害赔偿是130万元。与此相关的，像张氏叔侄案国家赔偿也是一两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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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提出，此前，有的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出台了一些税收减免或返还等优惠政策，后被财政部明令禁止。如果外商投资法赋予地方政府制定外商投资政策的权限，那么会不会重蹈覆辙？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管理是国家权力，是否应该立法明确，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管理只能由中央政府行使，叫停地方政府的市场准入审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