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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岩：实际上的PPT也少了一些东西，时间关系没有讲。去年辽宁省推出了整个对外开放新的规划，实际上是把过去十几年各时期的规划都统合在一起，去年年底到今年，又有很多新的东西，一个是习总书记和中央提出，要把东北建设成对外开放的新前沿，这个提法主要是着眼于近期东北亚局势和缓，比如说中国和日本关系进入正常发展轨道，俄罗斯也有向东转向，东方战略，朝鲜特别是朝鲜半岛严峻的局面得到和缓，有朝鲜核问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转变，这个可能性，如果这些东西都来了，那么东北亚会进入一个快速的合作发展的新的阶段。

如果美国认为我们是一个抓手，他们可能抓错了。另外，我们解决不了中美贸易的争端，因为我们没有销售，对中美关系没有影响。中美两国谈判中，我看到所有的谈判都没有“华为”两个字，所有新闻中都没有“华为”，双方都不提，这就说明华为不重要，对中美解决两国关系不重要。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和美国的关系问题。

当你购买一个矿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采矿技术上的难度？运输加工条件具备吗？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哪个环节？当地法律规定和劳工关系？甚至是一些风土民情，都是需要考虑的。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投资时一定要问自己：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能不能应付？当项目做下去，对于自身的财务风险是多少？对于项目发起人来说有何风险？征到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对企业的短期和长期意义究竟是什么？会不会出现资金链问题？收益究竟是多少？

黄玉治表示，要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制度，加大工资收入向特殊人才、井下一线和艰苦岗位倾斜力度。在生活上，主动帮助解决落户、教育、住房、医疗等难题，倾听员工在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体面劳动等方面的诉求，满足员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名誉上，加大对技术能手、工匠大师、劳动模范等优秀员工的推介和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让高素质人才“名利双收”。

苹果也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苹果公司的伟大在于始终把市场带着做大，而不是做小。苹果打着“伞”，卖的产品价格高，提供的性能好，市场空间很大，让很多其他厂家生存。反思华为公司在电信领域，我们过去走的路是有错误的，我们是基于成本来确定销售价格。我们的成本比较低，一是因为技术上进步速度比较快，把商品做得成本比较低；另外，我们引进了西方管理，运作成本也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定低了，给西方公司造成了生存困难。我们已经在反思这一点了。

欧洲国家想多考虑一下，我认为是正确的。德国也提出了一个方法，希望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公约，就是所有设备厂家都不能安装后门，都应该签无间谍行为的协定，我们支持拥护。全世界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装后门就是犯罪，我们支持拥护。当我们和德国政府谈判签订协议时，我们还不知道党中央领导也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本着自己的良心签协议。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李克强总理在人大答记者问题上讲话，李克强在克罗地亚参观展览时亲自给员工讲“不准装后门”，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和德国政府的交流是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我们也会推动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一个网络安全的协定，遵守欧洲网络安全标准、遵守GDPR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