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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20条》不是红头文件，不像一些地区约束彩礼上限、份子钱金额和酒席桌数的行政规范具有惩戒效应，它更多只是倡议性的指南，起到解释“文明”的作用。初衷无疑是好的，绝大多数倡议，也都契合社会对文明的定义。不过，考虑到“文明”首先是一种道德判断，倘若用一种无比具体的行为守则来衡量生活细节时，难免会出现脱离语境的疏漏，导致误导误伤。而且，对具体细节介入过深，将公共文明的道德偏好渗透到私人化的生活场景时容易陷入误区。

关于《晓说》，时间还要回到2012年。酒驾事件之后的高晓松重回选秀节目《中国达人秀》的评委席，但只播出了一期，就被替换。当时正逢视频网站的崛起，在和时任优酷土豆内容负责人李黎多次沟通后，确认了高晓松的脱口秀的特质：“第一，跨文化，在中美之间都有生活经历；第二，娱乐化，能把复杂的问题做浅显直白的表达。”首集节目一上线，24小时内播放量就突破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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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地北的文化课，通过置换场景开启新贩售。在韩浩月看来，文化人做餐饮经营体验类节目，比明星做同类节目会少一些关注点，但会多一些文化味道，新节目值得期待。“但也要注意高晓松场景转换后的适应能力，以及节目的创意能力，是否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毕竟此类节目的看点，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需要几乎全新的创意点，才能让观众提起兴趣。”娱评人纳兰同样表示：“如果只是把类似《中餐厅》这样的明星餐厅经营体验节目转化过来，观众是很难买账的。”

我的工作生涯里，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从货币政策到金融监管都做过。在我卸任行长前后，很多国内外机构邀请我，我都拒绝了，但没有多想就接受了王石和李连杰的邀请，同意担任壹基金的理事长。因为我在招行的时候就是壹基金理事、预算委员会主席，不过当上理事长以后“麻烦事”就来了。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布文章，认为企业管理者对股东负责，最主要的责任是给股东创造利润，这在70年代的美国是主流价值观。到了八十年代，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企业要想在这个经济社会环境里创造利润，不可能对社会自然环境没有影响，如果产生负面效应，比如污染了空气和土壤，就应该对问题负责。社会责任的概念就在美国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