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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稍微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个健康性问题。刚才我在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非常有感触，发了一个微信的朋友圈，我谈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只谈监管科技，而不谈制度建设和服务，所有的监管科技都是胡说。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今天迫切的不仅仅需要监管，我们更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设。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全球营商环境，其中有一个信贷人权利保护，在2013年我们的指标大概是5分，满分是8分，2015年从8个指标上升到了12个指标，而我们得分是3分，就是总分上升了我们的得分却下降了，为什么？因为这几年我们的制度建设大大的落后，这个制度建设是什么？三个制度建设，第一个我们的法规体系，所以我说需要建立符合供应链金融发展规范的金融环境和金融运作的法规，这个问题不解决光监管能起作用吗？起不了，真的起不了，比如说《中小企业延迟支付法》，我最近这些论坛经常在讲这个问题，因为我最近一年为了写我的一本书，把国外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供应链金融的法规全部研读了一遍，大家知道英国1998年就开始制订《中小企业延迟支付法》，2014年对这个法案做了修正，美国是在法典里面做了规定，因为美国是英美法系，他是判例法，最基础的是法典，包括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类似法规指令，什么概念？就是大企业不能恶意占压中小企业的帐期，规定帐期三个月，如果超过三个月他们法律规定要支付年化8%加基准利率，这是强行规定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这种法规，有没有这种制度性建设，很可惜，到今天我们真的没看见，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怎么能够推动供应链的健康发展，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金融科技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第二个规范体系，什么叫规范体系？就是需要建立供应链金融运作规范，大家共同遵守的运作规则，比如说我们央行做的应收帐款动产统一登记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通用数据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迫切的建立认知体系，就是要建立我们的规则文明和商业文明，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比如说大家知道欧盟在去年做了一个规定，所有的大企业每两年自愿公告一下自己对中小企业的帐期，用社会进行监督，而我们有吗？没有！这是什么？这是商业文明，所以我经常讲，如果没有商业文明我们的金融，包括供应链金融会出现什么？只会出现流氓式的供应链金融，我非常反感的一种供应链金融方法，就是我们今天的大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为了强行做供应链金融，把供应商的帐期拉长，从原来的六个月拉到一年，从一年拉到两年，活活的把人家坑死，然后揣着一张笑脸，以供应链金融的名义在他身上咬一口，这就是流氓，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制度的健康性，只有这“三性”建设出来了，供应链金融才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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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来，已有4家基金公司旗下28只基金参与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的项目，接近上半年33只获配基金的总数量。对于基金而言，除了打新股，也会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一般会有10%左右的发行折价优惠。不过定增有一定限售期，而且监管层之前出台了减持新规，目前基金参与定增的热情整体不如之前了。

蒋金丽“失策了，我应该多买一点的！”一位在上午9点半准时抢购了1万元的投资者向记者感慨道。3月21日，“公募大佬”陈光明执掌的睿远基金发行的首只公募产品引爆市场，再现一日售罄。《国际金融报》记者从发行渠道获悉，截至记者发稿，该基金销量已经超过700亿元，是招募书设定的60亿元募集上限的11倍多。

李策：您怎么看独角兽基金、独角兽回归对我们资本市场的影响？巴曙松：香港交易所，也把生物医药、差别投票权和第二上市，也做了大的调整，背后也是为了吸引新经济。所以对于CDR我的看法，至少给了我们新经济公司投融资提供了新选择，所以企业的选择多了，对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只不过选择的主体应该是市场自己，企业到底是选择在美国上市、香港上市，还是用CDR筹资，那是企业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说股权结构在不同阶段融资的状况，未来的发展战略做出选择，对于一个新经济公司来说，它选择多了，对新经济发展总是好事，关键是要控制这个过程中它可能出现的风险，因为新经济的特点，相对来说成长空大，但是不确定性也很大。

郭金霞：刚才你一直在讲东方的宽容文化，你怎么看东方的人才培养机制？因为东方更喜欢自己培养而不是高薪挖人，你自己就属于东方体系一路培养起来的代表。林鹏：相对来说，我们的文化比较统一，这种投资风格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累积而形成的，中间凝聚着非常多的心血和智慧，也比较折磨人的。